城郊，看守所外頭的土路上，黃土被風捲起細小的漩渦。

劉月娥手裏攥着個鼓鼓囊囊的帆布包，指關節因爲用力而泛白。

腳底板像紮了根，陷在凍硬了的土坷垃裏。

眼珠子死死盯着看守所那扇緊閉的大鐵門，門漆剝落的地方露出暗紅的鐵鏽，像結了痂的傷口。

張東偉的判決下來了，比她原先預想的還好一些。

邢期一年半。

說長，咬咬牙能看見頭；說短，那也是五百多個日日夜夜。

今兒不是正經探視的日子，可劉月娥打聽得真真兒的。

當媽的，不見這一面，心裏那口氣就懸着，落不到實處。

冷風跟小刀子似的，颼颼往人領口袖口裏鑽。

劉月娥把舊圍巾又緊了緊，藍底白花的棉布頭巾邊角已經磨出了毛邊。

可怎麼刮，也吹不散一個當媽的心窩子裏那團滾燙的惦念。

她想起東偉小時候，冬天裏總把一雙小手凍得跟胡蘿蔔似的，她就把那小手捂在自己懷裏暖着。

現在孩子大了，捂不着了。

不知等了多久，腿都站麻了，那扇沉重的大鐵門終於“嘎吱吱”響着，緩緩打開了。

那聲音澀得慌，像是生鏽的關節在呻吟。

一輛窗上焊着鐵條、漆皮斑駁的舊客車，慢吞吞地從裏頭開了出來。

車軲轆碾過土路，揚起一陣黃塵。

車廂裏，影影綽綽坐着些人，灰撲撲一片，看不清臉。

“媽……！”

趴在車窗邊無精打采的張東偉一眼就望見了那個在寒風中蕭瑟的身影。

他心裏“咯噔”一下，像被什麼鈍器狠狠撞了胸口。

“媽…！你怎麼來了？我沒事！我好着呢！你回！快回去…！”

張東偉用力拍打着厚厚的車窗，手心的汗在玻璃上留下模糊的印子。

聲音隔着玻璃，悶悶的，卻帶着嘶喊的勁兒。

他不想讓媽看見自己剃着光頭的模樣。

一直緊盯着車輛的劉月娥，像被電打了似的，渾身一激靈。

根本顧不上一旁維持秩序警衛的示意，抱着布包就想往前衝，嘴裏一疊聲地喊：

“東偉！東偉！衣服！媽給你帶厚衣服了…！”

帆布包裏是她連夜趕出來的棉坎肩，絮的是新棉花，捏着軟和。

“後退！按規定不能接近！”旁邊的警衛趕忙攔住她。

車子開始緩緩加速。

張東偉半個身子都探出了那小窗口，脖子上的青筋都繃了起來，拼了命地吼：

“媽！聽我的！回去…！回…去…！”

風吹得他眼睛發澀，他使勁眨巴着，不能哭，不能讓媽看見自己掉眼淚。

劉月娥眼看着車要開走，急得什麼都顧不上了，竟跟着車小跑起來。

四十多歲的婦人，跑得磕磕絆絆，深一腳淺一腳，布鞋踩在坑窪的土路上，險些崴了腳。

可那一聲聲囑咐，卻追着風，死死追着車窗裏那張焦急的臉：

“東偉！在裏面好好的！別惹事！聽話！你弟上大學了……有盼頭！就一年半！媽等你！媽在家等你…！”

車子越開越快，終究把那個踉蹌追趕的身影甩在了後頭，只有那嘶啞的呼喊還在寒風裏飄着，斷斷續續的：

“媽……等……你……回……家……”

等看不見車尾燈，劉月娥才猛地停下腳步。

彎下腰，雙手撐住膝蓋，大口大口喘着氣，額前的頭髮被汗黏在臉上，一綹一綹的。

一直在旁邊跟着的年輕警衛，心裏有點不是滋味，遞過來一個軍用綠水壺：“大姐，喝口水，順順氣兒。”

劉月娥擺擺手，喘了好一會兒，才慢慢直起腰來。

她望着車子消失的方向，土路延伸着，盡頭是光禿禿的楊樹林，枝椏像乾枯的手伸向灰白的天空。

警衛預想中的淚流滿面或灰心絕望並沒有出現。

那張被風吹得發紅、帶着細紋的臉上，雖然滿是疲憊，可那雙眼睛，卻亮得驚人。

她甚至對警衛扯着嘴角，努力笑了笑，聲音還帶着喘，卻異常清晰：

“沒事兒，同志，我緩緩就行……緩緩就好。”

年輕警衛看着她的眼神，愣住了。

那眼神裏有疼，有不捨，但更多的是某種硬邦邦的東西，像凍土底下還沒死的草根，等着春天。

這跟他平時送別家屬時見到的悲傷、麻木或怨憤，全不一樣。

有人說，神並不能無處不在，所以有了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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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第三教學樓

張東健搓了搓凍得發紅的手指頭，哈出一口白氣，在冰冷的空氣裏凝成一團霧。

來燕大三週了，除了頭一週回大耳衚衕院裏住了一晚，他就再沒出過校門。

不是不想家，是這校園裏頭有股子說不出的勁兒，像繃緊的弓弦。

每個人走路都跟趕火車似的，夾着書本匆匆忙忙。

圖書館的燈不到後半夜不滅，窗玻璃上映着一個個伏案的剪影。

哥哥張東偉的事兒，劉月娥一個字兒沒跟他提，怕影響他學習。

今兒個是大課，世經、政經、經濟管理三個班攏共百十多號人擠在大教室裏。

因爲人多，所以教室裏暖烘烘的，窗玻璃上凝着一層白濛濛的霧氣，外頭的枯樹枝成了模糊的影子。

系主任厲先生五十來歲，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裝，袖子挽到小臂，露出塊上海牌手錶，錶蒙子有些劃痕。

他講課不愛照本宣科，粉筆灰撲簌簌揚起，在從窗戶斜射進來的陽光裏打着旋兒。

“年光久的‘傻子瓜子’，到底有沒有問題？”

厲先生把課本往講桌上一擱，發出“啪”的一聲輕響，“這算不算……尾巴？”

他故意在“尾巴”兩個字上頓了頓，目光掃過臺下。

這年月，能公開議論這種登上各大報紙的話題，學生們只覺得血管裏的血都熱了幾度。

前排幾個男生脖子都漲紅了，交頭接耳，聲音一個比一個高。

“我覺得是....”

世經班的班長陳啓航騰地站起來。

他是幹部子弟，說話帶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勁兒，右手在空中一揮，充滿氣勢。

“馬克思的...告訴我們，超過八人，就屬於……生產關係，就是不對！”

“在理！”有人應和。

陳啓航嘴角癟了癟，有些不屑。

他們哪裏懂得下麪人心中的迫切？

黃宗坐在張東健旁邊，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壓低聲音道：

“瞧見沒？又來了，屬他最鬧騰。”

他和陳啓航有些不對付，瞧不上對方用鼻子看人的勁，所以語氣裏滿是譏誚。

張東健沒接話，只從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

他盯着自己筆記本上畫的一個瓜子圖案，旁邊潦草地寫着“十二人”、“八人”幾個數字。

憑什麼？就憑多幾個人就是……尾巴？

黃宗靠近張東健，問道：“你怎麼看？”

臺上，厲先生依舊在微笑，端起桌上的茶缸抿了一口，目光巡視下方，像是在期待着什麼。

他知道這些年輕頭腦裏的火花，有時候比課本上的鉛字更珍貴。

“我在想，”張東健的聲音不高，但清晰，

“爲啥七個人就是勞動互助，八個人以上就是兔子尾巴？這線是誰畫的？拿什麼尺子量的？”

黃宗眼睛一亮，猛地一拍大腿：“說得在理啊！”

他蹭地站起來，嗓門亮堂得全教室都聽得見：“厲先生，我們認爲這說法不對！”

所有人的目光齊刷刷投過來。

陳啓航轉過頭，眉毛挑得老高，那神情分明在說：你黃宗又能吐出什麼象牙來？

黃宗不怵，他清了清嗓子：

“年光久的瓜子解決了當地十幾口人的飯碗，老百姓排隊買他的瓜子，是因爲他炒得香，貨真價實。這怎麼就成了兔子尾巴？

照這麼說，咱現在到處新起的三產服務社，街道辦的小工廠，算怎麼個性質？”

教室裏靜了一瞬，隨即響起更大的議論聲。

有人點頭，有人搖頭。

厲先生放下茶缸，示意黃宗坐下。

老先生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筆，卻沒寫字。

他轉過身，目光在教室裏緩緩移動，最後落在張東健身上。

剛纔黃宗站起來前，分明是跟這個沉默的學生交流過。

“張東健同學，你剛纔和黃宗同學耳語，想必也有想法。站起來說說？”厲先生的聲音平和。

全教室的目光又一次聚焦過來。

張東健他穩了穩心神，站了起來，椅子腿在水泥地上拖出輕微的聲響。

“要說年光久，我們先說說他炒的瓜子爲什麼叫傻子瓜子？而不是瘋子瓜子或者是棒槌瓜子？”

張東健話音剛落，教室裏傳來一片鬨笑聲，緊張的氣氛鬆動了一些。

厲先生也覺得這論調頗爲有趣，他抬手製止了笑聲，示意讓張東健細說。

張東健也不怵，慢慢說道：

“我查過資料，年光久今年42歲，是個文盲，因爲從小反應有些慢，街坊鄰居都叫他傻子，這是傻子瓜子名稱的由來。”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同學們：

“可我要說的不是這個。我要說的是，大家想想，一個被叫做‘傻子’的人，怎麼能夠在做到養活自己的同時，還能養活其他人？”

張東健話音剛落，教室裏傳來一片嗡嗡聲。

有人小聲辯解道：“是，他生活有難處，可以找老鄉幫忙。但不能走歪路。”

“這位同學沒有明白我的意思。”

張東健看向那個聲音的方向，語氣平和但堅定，

“我覺得，一個腦袋不算靈光的人，能通過自己的勞動自食其力，然後又能幫助其他人，讓更多的人有活幹、有飯喫，

我就覺得這事兒……至少不該一棒子打死，值得琢磨琢磨。”

陳啓航“騰”地站起來，臉有些紅，指責道：

“張東健同學，你在模糊問題！原則就是原則！我們不能因爲結果看起來‘不錯’，就動搖了對本質的認識！”

“那麼請問陳啓航同學，”張東健轉過身，直面着他，聲音依舊平穩，

“我們判斷一種經濟模式優劣的根本標準，應該是什麼？

是死摳本本上的某個數字，某個定義，還是應該看它是否促進了生產發展，是否改善了人民生活？”

他緩緩看向全班同學，最後目光與厲先生相遇，總結道：

“所以，我覺得，抱着一本前人寫的書中的個別詞句，脫離了我們腳底下這片土地的實際情況，並不能解決我們現實中需要面對的問題。

面對現實，解決問題，比簡單數‘七個人’還是‘八個人’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