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誠沒想到，這一次探視自己的，是老母親。

探視隔斷那頭，張誠幾乎以爲自己出現了幻覺。在被押解進這間有着厚玻璃和兩部黑色電話機的探視室之前，他設想過很多種可能——或許是那位陳檢察官再次提審，或許是律師帶來新的話術，甚至或許是某個他不想見的人，帶着冰冷的威脅或交易條件。

唯獨沒有想過，會是自己的老母親。

多年來，母親王小娥還是整日奔忙。住在一棟建了四十年的老筒子樓裏，冬天陰冷，夏天悶熱。父親去世後，她就一個人守着那套兩居室，守着陽臺上那些養了十幾年的葉片肥厚的君子蘭。張誠每月休息時會回去看她，帶點水果，幫她修修漏水的龍頭，換換老化的燈管。她總是說“沒事，我自己能行”，然後把他帶來的東西一樣樣收好，又趁他不注意，往他包裏塞進一罐醃好的蘿蔔乾、一瓶她熬的牛肉醬。

上一次見面，是兩個月前，他還在巡河隊，還沒捲入那場至今回想起來依舊混亂的“意外”。她站在門口送他，頭髮比上次又白了一些，背也佝僂了一點，但眼神還是那樣，平靜，安穩，像老家院子那口從不幹涸的老井。

此刻，隔着這面厚重的帶着細密防爆網格的玻璃，母親就坐在對面。

她穿着一件洗得發白的深藍色外套，領口很平整，頭髮梳得一絲不苟，在腦後挽成一個整齊的髻。看守所灰白的牆壁和慘白的燈光下，她顯得格外瘦小，脊背卻依舊挺直，像一株被風霜壓彎卻從未折斷的老竹。

她看到了他。

隔着玻璃，隔着兩部黑色電話機之間的空氣，隔着一週來他在看守所裏度秒如年的黑暗和恐懼，隔着那兩份殺人指控、那些輪番審訊的疲勞轟炸、那兩個新來舍友帶着殺氣的試探和黑暗中的獠牙——

母親看着他。

她的眼睛沒有紅，沒有淚水，只是那樣靜靜地看着他，像他小時候犯了錯躲在牆角偷偷抹眼淚時，她找到他後那種沉靜而寬厚的光。那光裏有太多東西：確認他完整、確認他還活着、確認這漫長的日夜懸心的等待，終於有了一個目之所及的落點。

她先拿起了電話。

張誠的手在顫抖，這部冰涼的沾着不知多少人掌紋的黑色話筒，在他手中竟有千斤重。他緩緩舉到耳邊，聽到母親熟悉的略帶着一點沙啞的呼吸聲，還有電話那頭隱約傳來的走廊裏管教來回踱步的腳步聲。

“兒啊。”

母親的聲音很穩，像在喚他回家喫飯。

“我知道你是冤枉的。”

就這麼一句話。

沒有鋪墊，沒有試探，沒有任何拐彎抹角的詢問。像一把鈍重的刀，沒有鋒刃，卻直直砍在他胸口最柔軟的地方。張誠那張在看守所裏日夜磨礪以爲已經足夠堅硬的面具，在這一刻，“咔嚓”一聲，從內部裂開無數道細密的紋路。

眼淚，毫無預兆地湧了上來。

不是嚎啕大哭，是壓抑太久的情緒終於決堤，卻依舊被死死堵在喉嚨口，只能從眼眶裏無聲地、洶湧地溢出。他張着嘴，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一個字也發不出，淚水順着臉頰滾落，滴在他胸前那件藍色馬甲上，洇開一小片深色的溼痕。

母親依舊沒有哭。

她看着對面那個瘦削憔悴、眼窩深陷、胡茬凌亂、手腕上還有明顯銬痕的兒子。這是她懷胎十月、一勺米湯一勺粥水喂大的孩子；是那個小時候被人打了不會還手、只會在她懷裏悶悶說“他說我爸不在了”的孩子；是那個後來穿上制服、在河道邊風吹日曬、回家時總是帶着一身河腥味的孩子。

如今他坐在鐵窗裏，手上有鐐銬，身後有看守，罪名是故意殺人。

母親的背挺得更直了些。

她將話筒換了一隻手，另一隻佈滿老年斑和細小裂紋的手，緩緩抬起，貼着冰涼的玻璃，按在他淚水模糊的臉對應的位置。隔着玻璃，隔着一拳厚的距離，她似乎想觸碰他，又似乎只是想讓他知道——媽就在這裏。

“把眼淚憋回去。”

母親的聲音不高，卻像一記悶錘，砸在這間狹小的探視室裏。

張誠怔住了，淚水還在流，但喉嚨裏那哽咽堵住的聲音，卻被這簡短、冷硬、卻重若千鈞的命令，生生壓了回去。

“是男兒，就要活出自己的脊樑。”母親一字一頓，每個字都像從堅硬的石壁上鑿下來的，“咱不怕他們。你爹沒有怕過，你也不用怕。”

你爹。

這個詞，在張誠家裏，很多年沒人主動提起了。

父親是在張誠十六歲那年走的。不是病逝，他們說是工傷。母親沒鬧，沒去廠門口拉橫幅，只是請了三天假，用那象徵性賠的一點撫卹金，把父親的喪事辦得體體面面，又把剩下的錢存進銀行，說是給張誠唸書用。

那一年，母親四十五歲。

張誠從沒見母親在父親靈前哭過。她只是跪在那裏，一張一張地燒紙錢，火光照着她平靜的臉。有親戚在背後嘀咕，說這女人心硬，丈夫死了都不掉一滴淚。張誠當時不懂，只覺得委屈，覺得母親是不是真的不在乎父親。

多年以後，他漸漸明白了。母親的眼淚，從不在人前流。她的脊樑，從不在風雨前彎。

“你爹這輩子，沒讀過什麼書，不會講大道理。”母親的聲音依舊平穩，像在講一個很遠很遠的故事，“他就認一條：做人要憑良心。對得起腳下的這條河。”

她頓了頓，目光落在張誠臉上，像在確認他是否在聽。

“你記得他臨走前，跟你說過什麼嗎？”

張誠的眼淚不知何時已經止住了。他當然記得。那一年他十六歲，正在青春期最叛逆的時候，因爲父親不肯幫他去跟老師說情免掉一次處分，他賭氣一個月沒跟父親說話。父親出事那天，還像往常一樣起得很早，在廚房裏給他下麪條，臥了兩個荷包蛋。他端着碗坐在桌邊，父親在他對面，突然說了一句：

“誠子，做人這一輩子，有些時候會很難，難得你以爲過不去了。但再難，也別把脊樑骨丟了。脊樑骨要是彎了，人就再也直不起來了。”

他當時沒回話，低着頭把麪條喫完，碗一推，出門上學去了。

那是父親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我……記得。”張誠的聲音沙啞，像鏽蝕多年的鐵門被艱難推開。

母親點了點頭，臉上依然沒有太多表情，但眼底那層堅硬的、撐了太久太久的冰殼，似乎終於有了一絲極其細微的裂紋。她沒有讓它蔓延。

“記得就好。”母親說，“現在你遇到的，就是那種難。但不是你一個人難。這世上有太多好人被冤枉、被欺負，你爹當年去河邊，就是爲了讓自己清清白白。他這一去，把命丟了，可他沒後悔過。”

她深深地看着他。

“你也要做到，不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