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開這頭三年，錢袋子漏得讓人心慌。
七九年，財政赤字一百七十個億，硬從銀行透支了一百一十億；
八零年，窟窿小點兒，也有一百二十七億，又透出去一百多億。
兩年光景，銀行多印的票子就有一百三十億，抵得上建國頭二十九年總數的六成！
擱後世，這沒幾個錢。
可現在工人一月工資才幾十塊錢....
該花的錢，跟流水似的花出去了，可上頭派下去的調查組回來一合計。
見效的，不多。
反倒民間物價跟着往上竄，各種矛盾噼裏啪啦往外冒。
這改，還要不要往下走？
成了懸在頭頂的大問號。
就算要改，路子該怎麼趟？
更是讓人撓破頭皮。
總歸來說，那股子求穩怕亂、覺着還是老法子保險的念頭，漸漸又佔了上風。
轉過年來，八二年一月十一號，頭一份帶着“紅頭”的文件就下來了，
白紙黑字，要求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嘴活動，
還特別點明：“對嘴/犯，不論所屬單位、職務高低……”
這話，分量不輕。
一時間，風聲鶴唳，不少人栽了進去，溫州的八大王，就是頭一個。
各地緊跟着劃下道道，商品，不許隨便出省；
列出來的一千五百多種貨品，個體戶、鄉鎮辦的小廠子，碰都別想碰。
元旦剛過，這風，呼啦一下就跟裹了冰碴子似的，凜冽了起來。
剛冒頭沒幾年的那股子改開熱乎氣兒，在這寒風裏頭打着旋兒，火苗子忽明忽暗。
國朝歷來最講究“思想齊整”。
所以文化這塊高地上的動靜，往往就是風向最尖的旗。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話可不是白說的。
《萬曆首輔張居正》這本書，筆尖子明晃晃地就杵在了支持變開這頭。
這簡直就像一根硬柴火棍，直不楞登地捅到了好些人的肺管子上。
擱在往常，或許也掀不起這麼大風浪。
可偏偏，《當代》雜誌藉着這本小說的東風，賣得是洛陽紙貴，
一期加印，兩期加印，印的廠機器都快冒煙了！
這邊廂，是收緊的文件一道接着一道；
那邊廂，是這本書火得一塌糊塗，熱度跟ZC收緊的勢頭，擰着勁兒地往上飆。
政界商界，但凡有點心思的，沒幾個不找本來翻翻，琢磨琢磨。
這影響力，大到讓所有人都有些措手不及。
於是乎，張東健這個名字，連同他筆下的張居正，就不再僅僅是文學版面上的幾行鉛字了。
他成了某種符號，某種態度....
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部分人眼裏，那根必須拔掉、至少也得狠狠敲打幾下的“釘子”。
風從高處來，帶着寒意，也帶着重量，開始朝着燕園圍攏。
燕大，大飯廳。
張東健站在平時打飯的高臺子上，往下頭一瞧。
好傢伙，烏泱泱的人頭，從臺根兒底下一直鋪到大門口。
黑壓壓一片，眼珠子都跟探照燈似的齊刷刷盯着他。
心裏頭先是一緊，剛剛只顧着小心踩踏的問題了，現在講什麼？
講明朝那些老黃曆？還是講張居正那點事兒？
在座的各位，哪個不是從千軍萬馬裏殺進燕大的？
誰肚裏還沒點史書墨汁？
再掰扯書裏那點情節，可就真成了糊弄小孩兒了。
燕園的風氣，歷來就敞亮。
先生們敢講些別處不敢講的，學生們也敢聽，聽了還當真往心裏去，琢磨。
爲啥？
因爲他們是真把華夏扛在自己年輕的肩膀上，是真盼着腳下這片土地能好起來。
那股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勁兒，那股子“捨我其誰”的主人翁氣概，在這方天地裏，燒得正旺。
跟那些個榆木疙瘩腦袋掰扯道理，費勁！
還不如把心裏那點真火苗，傳給眼前這些眼睛清亮、胸膛滾燙的年輕人。
張東健不敢說老一輩的路子還能走多遠，但他心裏清楚。
眼前這臺階下攢動的人頭，這一張張或稚嫩或早經風霜的臉，纔是將來撐起這片天的脊樑骨。
這麼一想，他胸膛裏那點拘謹和忐忑，忽地就被一股更浩蕩的氣流給衝散了。
有啥不敢說的？
有啥不能說的？
“各位同學....”
他清了清嗓子，聲音透過飯廳略顯空曠的迴音，清晰地傳開，
“我是經濟系八一級的，張東健。
最近……咳，最近被好些報紙點名‘關照’的那本《萬曆首輔張居正》，是我瞎琢磨出來的。”
“哈哈哈！知道....！”
臺下爆出一陣善意的鬨笑，有人還拉長了調子起鬨：“罵得是挺花哨！”
“沒事兒！”張東健也樂了，自嘲地一擺手，
“罵就罵唄！哪個舞文弄墨的，還沒捱過幾板磚？不捱罵，顯不出咱重要！”
臺下又是一陣更響亮的笑聲，原本嗡嗡的議論聲低了下去，目光更像被磁石吸住，牢牢釘在他身上。
“有人說，我寫的壓根不是歷史小說，是給‘改開’搖旗吶喊的幌子，是借古人的屍，還今世的魂，含沙射影，指桑罵槐……”
張東健頓了頓，先啐了一口似的罵道：
“這幫人，眼珠子長腚上了！我白紙黑字寫的就是大明萬曆朝的事兒，哪句不是從故紙堆裏扒拉出來的？”
底下有明白人，聽得會心一笑，心裏暗忖：這小子，嘴是真硬，死活不認賬。
臺上的張東健卻話鋒一轉，語氣變得誠懇起來，聲音也沉了些：
“可那些話，是糊弄外頭人的。關起門來，對咱自己燕園的師兄弟，我得說幾句掏心窩子的話。
他們說我是‘改開的鼓吹手’……這名頭，我認了！”
“好??！！！”
臺下靜了一瞬，隨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這掌聲，不是爲他說大家是自己人，是爲他這份敢在風口浪尖上挺直腰桿、認下擔子的痛快和膽氣！
掌聲未歇，問題就像雨點般砸了上來：
“張東健！那你是不是真贊成‘一條鞭法’那種搞法？”
“中央把貨幣收緊，地方上可就難動彈了，這算好事？”
“……”
張東健雙手向下虛按了按，等聲浪稍平，纔不緊不慢地開口：
“這世上，哪有能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藥？
我那書裏想說的，頭一條是‘得改’的決心，是‘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
至於具體咋改，是‘一條鞭’還是‘兩條鞭’，是收緊還是放鬆，
那得看天時、地利、人和，得‘因地制宜’。”
抬手指了指天花板，意味深長，“那是上頭得嘔心瀝血，去琢磨的事兒。”
他目光掃過臺下，聲音陡然拔高，帶着一種近乎宣講的灼熱：
“而我今天，最想跟各位說的是，這全天下的人，都可能對‘改開’說三道四，
都可能猶豫、退縮、甚至反對！但唯獨你們，在座的各位，不能！”
“爲啥？！”臺下頓時炸了鍋。
“對啊！我們也有自己的判斷！”
“我覺得治大國如烹小鮮，火太猛了容易糊！”
“……”
張東健搖搖頭，沒直接回答，反而拋出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後來改開的膽氣，就沒有七七年底那份恢復高考的決心，
在座的大部分人，今天，有多大機會坐在這燕園的大飯廳裏？”
這句話像一顆石子投入深潭，激起了無聲的漣漪。
許多人陷入了沉思。
兩者有沒有關係？那關係大着呢！
隨手指向靠前一位面相老成、看着得有三十出頭的男同學：
“這位師哥，冒昧問一句，上大學前，您在哪高就？”
被點到的男同學一愣，下意識地低頭看了看自己那雙指節粗大、佈滿老繭的手，
隨即坦然地抬起頭，聲音洪亮：
“上大學前，我在陝北插隊，是知青。在村裏成了家，媳婦是當地姑娘，娃娃今年都六歲了。
要是沒有高考，沒有後來政策鬆動……
我大概，還在那片黃土地上，跟着日頭一起升落，跟着莊稼一起枯榮。”
“那位同學，你也說說？”
“我……我是城西機械廠的二級工，鉗工。”
“我也是知青，雲南兵團的。”
“我高中畢業在家待了兩年業，街道糊紙盒……”
張東健又接連問了幾個人，情況大同小異。
高中停擺那些年，正兒八經按部就班念上來的，鳳毛麟角。
如果說改開作爲一個明確的信號始於一九七九年，
那麼，改開的‘膽氣’，早在七七年冬天，就已經躁動了。
如果，沒有改變的決心，哪還會求賢若渴的心思？
開始高考，是改開的第一道哨聲。
而他們，纔是那最初決心結出的，最真切的果實。